电视连续剧《觉醒年代》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拍摄的，经过几轮播出之后，陈独秀的名字似乎已经成为2021年“热词”之一，100多年前的蔡元培先生288880皇冠手机投注 192.168.0.1，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推举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呢？

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前，北大曾有两位文科学长，分别是姚永概和夏锡祺，前者是被严复校长聘用的，后者则是被胡仁源校长聘用的，蔡元培尚未履新之时，夏锡祺就已经向胡仁源递交了辞呈：“锡祺拟于日内归省，加有他事相累，一时不克来校，恳请代为转呈，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。”这是夏锡祺请胡仁源校长代为向教育部呈递的辞职函。

蔡元培是应老朋友范源濂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，当时蔡元培尚在欧洲，范源濂当时是北洋政府教育总长，是他敦请蔡元培速回国赴任的，蔡元培赴京上任伊始，首先约见了浙江同乡汤尔和，汤尔和当时是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，对北京大学的状况有所了解，完全是因为北大教职工中以浙江人居多，当蔡元培问及北大情形，汤尔和向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，“文科预科的情形，可问沈尹默君；理工科的情形，问夏浮筠君（即夏元瑮）。”若“文科学长如未定，可请陈仲甫君。陈君现改名独秀，主编《新青年》杂志，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。”

蔡元培与陈独秀并不陌生，陈独秀曾当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，是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，对其领衔的《新青年》也很熟悉，因此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要务，就是要为遴选一位文科学长，但他看中的是陈独秀的思想， 而不是陈独秀的学术，毕竟陈独秀的影响力是体现在他的文章之中。

为了说服陈独秀服务于北京大学，蔡元培不惜礼贤下士，三顾茅庐般地与陈独秀恳谈，《觉醒年代》中就有这样的桥段，陈独秀一生尊崇自由之身，不愿被繁文缛节所束缚，他潜心创办并经营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他当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，而是考虑是否有资格出任北大文科学长。

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”北洋政府教育部聘用教授也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，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，况且是聘用比教授等级还要高的学科学长，而陈独秀无论是学历还是资历，均都不够担任文科学长的条件，因此为了应付教育部的规定，蔡元培不惜冒险为陈独秀伪造了学历和资历，也一定要力推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。

1917年1月11日，蔡元培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：“敬启者，顷奉函开，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，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，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，一时不克来校，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，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。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，应即准予辞职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，开具履历送部，以凭核派等因到校，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，呈请派允以重职务，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，堪胜斯任，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。恳祈詧核施行为荷。此致，教育部。”

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份，履历也非常简短：“陈独秀，安徽怀宁人，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，曾任安徽公学教务长、安徽高等学校校长。”

这份履历中提到的“东京日本大学”属于“克莱登大学”，纯属子虚乌有，陈独秀乃秀才出身，国学功底深厚，尽管多次赴日留学，但其仅在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和私立早稻田大学学习过，并没有取得任何学位，这在当年留日学人当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，而能够取得学位者却是凤毛麟角，因此学历上确实不够条件。

安徽公学和安徽高等学校都是真实存在的学校，但陈独秀并没有担任教务长或校长之类的职务，这是蔡元培为其伪造履历，以此证明陈独秀确实够出任文科学长的条件，蔡元培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，毕竟这是拿自己的公信力做赌注，尽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是他的老朋友，蔡元培当年在南京出任教育总长时，范源濂是教育次长。

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陈独秀之前两位文科学长的履历，就十分清楚蔡元培为陈独秀伪造学历和履历的苦衷了，北京大学第一任文科学长姚永概是安徽桐城人，出生于诗宦之家，18岁时就考中秀才，后来曾四次参加会试，却都不幸落榜而归，仕途之路走不通，姚永概转而专心于学问，曾师从吴汝伦治学达九年之久，最终成为桐城派有影响的核心人物。

姚永概曾任安徽高等学堂总教习、安徽师范学堂监督（校长），而严复也曾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，严复离任后的继任者就是姚永概，当严复执掌北京大学校长之后，即聘请姚永概出任文科学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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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严复执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，由于文科学长姚永概是桐城派核心人物的缘故，因此北大文科教授多为桐城派文人，同在京城的马其昶、林纾更是推崇桐城派的领军人物，桐城派在晚清民初文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北京大学第二任文科学长夏锡祺是浙江镇海人，曾就读于宁波储才学堂，1909年6月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，1911年被清朝学部遴选出任京师督学堂监督（校长）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，京师督学堂更名为北京师范学校，夏锡祺继续担任校长，该校是教育系统一所模范师范学校，学校不但校风好，而且考试制度严格，是许多平民子弟优先报考的学校，著名作家老舍曾于1913年秋考取了北京师范学校，成为夏锡祺的弟子。

1914年1月4日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兼工科学长胡仁源，接替何燏时继任北京大学校长，胡仁源上任后不久，即遴选夏锡祺为文科学长人选，并呈文北洋政府教育部审批，当年8月19日由教育总长汤化龙签署委任状，任命夏锡祺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。

胡仁源与夏锡祺都是浙江人，由于胡仁源是工科出身，因此在北京大学文科领域，文科学长夏锡祺具有更多的话语权，他曾先后延聘了辜鸿铭、黄侃、朱希祖、马叙伦等人入主北大文科，由于黄侃等人都曾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，以注重考据训诂并以治学严谨著称，因此曾与桐城派分庭抗礼，彼此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之争，并由此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势力在北京大学崛起。

当时北京大学文科设有中国哲学门、中国文学门、中国历史门和英文门，其中“门”后来被改称为“系”，而北京大学哲学门是中国大学中最早建立的哲学系，标志着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开端，当时任教的主要教授有夏锡祺、康宝忠、陈汉章、黄侃等人，而孙本文、冯友兰、稽文甫、朱自清等人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早的一届毕业生。

北京大学是在校长之下实行学长制，因此夏锡祺在北京大学校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，只是经过岁月的沧桑巨变，其名字、地位和贡献都被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即便是现在查遍北京大学校史及哲学系的历史，也未曾见到夏锡祺的名字出现。

蔡元培是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，在任命状上签章的是大总统黎元洪、国务总理段祺瑞和教育总长范源濂，而蔡元培之所以被遴选为北京大学校长，完全是范源濂力荐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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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蔡元培尚在欧洲游学，范源濂曾给蔡元培发了一封电报，电文曰：“国事渐平，教育宜急。现以首都最高学府，尤赖大贤主宰，师表群伦。海内人士，咸探景仰。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288880皇冠手机投注 192.168.0.1，务祈鉴允。早日回国，以慰瞻望。启行在即，先祈电告。”蔡元培接电后决定回国赴任，北京大学由此开启了蔡元培的时代。